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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行多年来支持华盛顿共识所包含的十项政策，被认为是所有发展中国家克服贫困、发展经济的不二法门。华盛顿共识强调：1)财政纪律，避免超高预算和通货膨胀；2)公共支出应优先配置到经济收益较高且潜在地有助于改善收入分配的领域，特别是基础项目建设、基本的公共卫生条件改善和基础教育条件的改善等；3)税制改革，扩大税基和降低边际税率，增强激励；4)金融自由化，最终目标是利率由市场来决定；5)竞争性汇率；6)贸易自由化；7)外国直接投资输入的自由化；8)私有化；9)放松管制；10)政府不能回避完善法律，保护产权的公共责任。
对照华盛顿共识和中国经验，可以看出，中国比较认真地推行了其中的第1、3、6、和7点，部分推行了第2、8、9、 和10点，对4点和5点则有很多的顾虑。例如，对上述第8点，虽然中国政府推进了大量中小国有企业和乡镇企业的私有化，但对大型国有企业和农地的产权改革一直未开绿灯。对第4点，中国迟迟没有执行，近来基于贸易摩擦和通胀压力，中国被迫加快汇率的调整，但仍未明确承诺人民币何时实现自由兑换，何时资本账户实现完全开放。对第5点，中国政府同意，利率最终应该由资本市场决定，但至今没有放弃对利率的人为控制和对信贷的行政配置。
可以说，一方面中国经验并没有否定华盛顿共识的基本立场；另一方面，中国经验表明，对不同的国家来说，华盛顿共识的十点应该有轻重缓急的先后秩序，不应不分主次地同时推进。当然，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功，有它本身的天赋条件，并不是所有发展中国家都可以照搬。同时，30年来中国经济发展也存在本身的失误、滞后和弊病，特别是沿海的繁荣和内地农村的滞后之间的巨大反差，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贫富差距的日益扩大，已经引起世人的批评和国人的担忧。不少有真知灼见的经济学家正在呼吁突破制度瓶颈，减少政府与民争利的行为，使经济发展不但能做到高速，而且能够更多地尊重民间的意愿，保持在生态和环境上的可持续，并为更多的民众分享。
反观大部分发展中国家，与中国政府的积极主导、全面介入恰成对比，政府往往全面不作为，民间的主动性又太低，经济增长的速度和动力长期以来不是苦于太快太高，而是太慢太低。由此看来，华盛顿共识不在其提出的各项命题本身是否正确，因为它们都是基于发达国家几百年来的实践检验和经济理论的反复考证。对华盛顿共识的疑问，在于其执行过程中的先后次序和轻重缓急，并没有被交代得十分清楚，需要执行者按国情的不同而遵循不同的次序和速度。在发达国家的经济学家看来应该作为经济发展前提的很多制度环境，在许多发展中国家或者根本不存在，或者存在很大的扭曲。如何在制度真空或制度扭曲中寻找出经济增长的第一推动力，是世行一直在寻找而未能如愿的事。在这个意义上，发展贫困国家的经济，不但是一门科学，更是一门艺术，关键在于找出推动增长的切入点，并对各种政策所需的火候和功能有恰到好处的掌握。
林毅夫秉承现代经济学的基本主张，一贯主张大力推进市场化和自由贸易，呼吁尊重由比较优势所决定的经济各部门的先后发展次序，反对跳跃发展阶段去人为扶植所谓的幼生工业。同时，他对华盛顿共识中的一些更为激进的自由化和私有化的政策以及对政府和国有企业的作用，多年来坚持自己的独到见解，也因此在同行中常常引起争议。
林毅夫从1987年回国至今，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已有整整20年的生活，研究和参与政策制定的丰富经验。今后，如何把中国经验有选择地推广到国情往往十分不同的其他发展中国家去，特别是非洲国家，是林毅夫面临的巨大挑战。相信林毅夫和世行的合作一定会使世行在帮助发展中国家克服贫困、共享世界繁荣、实现其千禧年目标的漫长道路上，大大跨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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