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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居民食品消费比重的下降，在很大程度上是教育及医疗消费支出的过大挤压所致。据2006年发布的一项针对北京、上海、广州等八大城市的调查显示，当前我国家庭子女教育的支出比重占家庭总收入的近三分之一，农村家庭用于子女的教育花费虽不到城市家庭的二分之一，但占家庭总收入的比重却最高；近些年来我国医疗卫生消费占居民个人支出的比重也不断提高。所有这些都表明，当前我国一些地方恩格尔系数有所下降，并不意味着居民用于享乐的消费增加了，而是由其他方面支出的挤压造成的。
单纯用恩格尔系数来衡量居民生活水平的上升并不适合中国的国情
西方发达国家农业人口通常在10%以下，一般都有农业补贴和农业保护政策，农产品(22.00,-0.80,-3.51%,吧)的价格往往偏高、工业品的价格偏低，甚至在不少国家农场主是富裕阶层的代表。因而恩格尔系数的下降能准确地反映居民用于工业品和服务的消费增加。而我国农业人口占60%以上。政府执行的经济政策也截然不同，多年来重工轻农、以农促工的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政策虽然推动了工业经济的迅速发展，但造成了城乡之间收入和消费水平的巨大落差。在农产品价格相对偏低、工业产品价格相对偏高的现状下，恩格尔系数下降非但不能反映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反而可能意味着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近些年尽管国家采取了许多支农惠农政策，农民得到不少实惠，但城乡居民的消费差距仍很明显。
应根据国情、市(省)情以及各地区居民的传统消费习惯、生活方式等情况客观加以分析
通常来讲，收入和消费水平越高，恩格尔系数就会越低，然而现阶段，恩格尔系数的变化趋势并不完全尽然。从2006年北京等10大城市居民家庭生活调查主要指标看，恩格尔系数最低的成都(30%)和北京(30.8%)，并不是收入和消费水平最高的地区；收入和消费水平最高的深圳、广州和上海，虽然城市居民的生活质量明显高于其他地区，但恩格尔系数却与天津、沈阳大致相同。从六类主要食品消费支出看，深圳、广州、上海三个沿海城市，由于受当地饮食习惯影响，其鲜活水产品支出占食品支出的比重较大，其恩格尔系数受到的影响就较高。又比如，贫困家庭的恩格尔系数应该是比较高的，但实际情况是由于贫困家庭生活压力的增大，这些家庭不得不通过节衣缩食的方式应对一系列刚性支出，从而使其恩格尔系数在这一时期起伏不定。
应全方位、多指标反映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从以上分析可看出，根据一个恩格尔系数指标来判断某地居民生活已经达到某种水平，难免有失偏颇。恩格尔系数作为一个相对指标，在居民消费结构已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难以客观地反映居民的实际生活水平。因此，在衡量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幅度和生活质量的改善程度时，除用恩格尔系数进行评估外，还需要用其他一些指标进行综合考察，并结合我国的具体国情，全方位、多指标加以衡量，从而得出正确的结论。
第一，应建立一套综合指标加以观察。事实上，居民富裕感应涵盖经济、文化、发展前景和应对风险能力等多个方面，单一的经济指标不能衡量出居民是否富裕。从这个意义上说，在“吃”之外，教育、住房、医疗等都是人的基本需求，同样是必要的生存条件，其支出具有极强的刚性。在一定意义上而言，医疗、教育、住房和食品支出总和占消费支出总额的比重，可以考虑作为居民实质上的“恩格尔系数”，从而更真实地反映居民的生活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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