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世界经济学人报道http://economist.icxo.com讯，河北沧州河间民警张东岳与一名歌女在轿车上发生性关系时，为寻求刺激，张东岳手掐歌女颈部致其死亡。2007年9月，张东岳一审被判6年有期徒刑。死者家属不服上诉，最近，沧州市中级法院作出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的裁定。
分析一下这个案件的判决，有两点轻重分明，那就是如果认定民警张东岳和被害人在轿车上做爱，张东岳是“为了寻求刺激”，甚至是“应邀帮助被害人余某共同用手掐余某的颈部”。致使被害人有昏厥倒死亡，那就是适应于“过失杀人”，是能够得到轻判的。另一种是张东岳强迫被害人在车上发生关系，被害人不愿意，张东岳先行殴打，后进行强奸，为了防止被害人挣扎反抗，就掐被害人的脖子致使其窒息身亡。这就是强奸杀人，是完全应该严惩的。但是我们看到，法院恰恰采用了前一种，依据就是“寻求刺激”， 且“认罪态度较好，可酌予从轻处罚”。
而大量事实表明，张东岳并非是在“寻求刺激”，根据公安局的尸检报告，歌女余某在死亡之前已经遍体鳞伤，且有两处是高度肿胀，而根据死者姐姐介绍，余某长期受到张东岳的控制，经常受到张东岳的打骂。而且余某已经决定离开张东岳回河间老家，这些足可以证明余某当时是完全被挟迫的，是被殴打后遭强迫发生关系的，也就是说张东岳是以暴力方式强奸被害人的，被害人不同意或反对才招致被打得遍体鳞伤直至被掐死的结果。但是这一切却没有被法院采纳。至于“认罪态度较好”这几乎是一种荒唐的认定，张东岳被捕后，其“态度好”只能看成是一种外在的表现，和认罪，和犯罪事实没有任何关系，当别人的生命被无情的剥夺，这里却把“态度好”当成开罪的重要依据，这岂不是滑天下之大稽？
还有两点需要说明的是，死者余某是一个歌女，而在一些执法者的眼里，歌女本身就是一个暧昧的字眼，她们的实际地位是和“小姐”没有什么区别，甚至也需要警察“特别关照”的，张东岳正是利用了这一点控制着余某。从道德的角度来说，一个“小姐”和“警察”更不可同等而言，警察欺负他的“管理对象”仿佛也是“天经地义”的，现在警察欺负死一个歌女也只能“大事化小”，“ 可酌予从轻处罚”了。而另一点是死者余某的父母均为陕西汉阴县农民，在沧州举目无亲，相对于在当地当了多年警察的张东岳来说，其“影响”可想而知，现在的判决这样，更让人不得不怀疑法律在这里不仅受到了警察的局限，更受到了区域的“欺凌”，不仅有巨大的“道德”因素，甚至是在有意袒护这样一个黑警。
正像余某的律师所说，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判例，按照这样的思维，一些处于弱势地位的无辜女性，更容易沦为男性暴力的受害者。更可怕的是有这样的案例摆着，一些“小姐”的合法权益甚至生命权利将更没法保障。我们常说，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在线但社会中，一些人的职业或是谋取生活的手段可能并不怎么“光彩”，她们也许会受到道德的歧视，但在生命权面前，法律不该歧视。可是这样的判决，尽管“理由充分”，却无法掩盖一种“选择性执法”，一种有意的倾斜。这样判决结果不仅让“商女”们感到寒心，更让公众有一种被愚弄的感觉，毕竟法律是神圣的，不是可以任意玩弄的“橡皮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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