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与失
泡沫破裂给盎格鲁－撒克逊模式投下了阴影。该模式信奉最少的政府干预、最大程度的竞争、自由的贸易和资本流动，并在推动经济增长和抵御冲击方面显示了非凡的能力和弹性。
许多人认为，缺乏足够的监管是泡沫的根源。这可能会令“冷战”之后主导知识分子思想的自由市场价值观受到激烈挑战。我认为，盎格鲁－撒克逊模式在金融监管上放松得过了头，但这一模式在实体经济中仍然适用。
人们需要从当前危机中吸取的教训是——金融业并不是一个普通产业，它需要严格监管以避免金融危机发生。整个世界已经忘记了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的教训，在90年代末期放松了许多保护金融体系长达60年的管制条例。
英国的撒切尔夫人信奉货币主义理论，她在1979年上台后开始大刀阔斧的放松管制改革。她将国有企业私有化，打击工会力量，对内推行自由市场，对外采取自由贸易，并实行资本的自由流动。这些措施重振了英国经济，使其GDP增长率从70年代的1.9％提高至80年代的2.6％。经济增长延续到了90年代和21世纪的头十年。
里根1980年入主白宫时，他也抱有和撒切尔夫人同样的理念。他弱化了工会力量，解除市场管制，信奉自由贸易。并在电信业放松管制、引入竞争，引发了有益的改革和创新。事实上，没有管制的放松，就没有互联网的产生。
尽管不太为人所知，澳大利亚在1983年后也进行了放松管制的改革。更加不可思议的是，澳大利亚的改革发生在工党主政时期，它放宽了货币管制，在金融、电信、交通部门引入竞争，削弱了工业部门的贸易保护，但政府并没有打击工会力量。最后这点成为该国采矿业扩张缓慢的原因之一。
相比之下，欧洲和日本自“二战”以来实行的严格监管模式仍未改变。相比盎格鲁－撒克逊国家，欧日经济的下滑经常用于反证盎格鲁－撒克逊模式的优越性。
但是，90年代末期的盎格鲁－撒克逊革命在两个领域做过了头。首先，大萧条以来实行的对金融部门的监管出现了放松。例如，再次批准全能银行的设立。当旅行者集团与花旗集团合并时，它需要推翻1933年实施的旨在将投资银行业务与商业银行业务分离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旅行者集团的桑迪威尔（Sandy Weil）说服了国会修改该方案，促成了两大机构的合并。
20世纪90年代，盎格鲁－撒克逊国家政府将其对金融部门的政策由控制风险转向了推动金融业发展。这一政策的转换源于金融部门的游说。在美国，金融企业的利润占全部上市公司利润的份额从20年前的5％上升到了高峰时期的40％。鼓鼓囊囊的钱包使得金融部门有更大的动力游说政府，使后者搬掉阻碍金融业扩张的绊脚石。
金融是服务实体经济的，因此相对于实体经济，它的规模应该保持稳定。当它保持着快于实体经济的扩张步伐时，隐患可能就出现了。
由于信息不对称性，它可以操控实体经济从中牟利。这种“掠夺性金融”（predatory finance）通常被称为“金融资本主义”。不断攀升的油价就是金融资本主义最好、最具破坏性的例子。在大萧条时期，绝大部分政府官员都认识到，金融资本主义是导致经济崩溃的最主要因素，因此，诸如《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 等监管条例被采纳，用以限制金融业的经营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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