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监管者与金融业的对立关系转化为合作关系。监管机构逐步提高了对金融业自我监管的依赖，即希望金融业能够通过风险管理自我约束。然而，次贷危机的爆发已让监管者对金融机构松懈的内部控制感到震惊。
监管者并非缺乏诚意或是无知。在我看来，松懈的内控是金融机构故意为之。它们并不是为股东、国家或客户工作，而是为了获取丰厚的奖金，这点在高级管理人员中体现得更为明显。当利润大涨时，他们可以给自己支付高额的奖金；当利润下滑时，他们却无需将口袋里的钱如数奉还。如果没有严格的监管，金融体系有着爆发危机的固有天性，这就是金融危机屡见不鲜的原因。
第二，盎格鲁－撒克逊国家未能认识到，放松管制后经济的爆发性增长仅是一时现象，并不具有可持续性。这些国家的政府和中央银行试图维持一个不可持续的高速增长率。低通胀环境使得他们可以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而这一政策引发贸易赤字不断增加。美国年贸易赤字已经超过8000亿美元（或全球GDP的 1.6％）。甚至连受益于商品期货价格上升、出口大幅增长的澳大利亚，其贸易赤字也达到了上世纪90年代的10倍。
一国不可持续的经济增长通常会带来通货膨胀。在全球化时代，贸易赤字上升短期内对通胀具有替代作用。但随着其贸易伙伴产能利用率的上升，通货膨胀将在全球范围内同时发生。事实上，这一幕正在上演。来自盎格鲁－撒克逊国家的超额需求，过度刺激了全球经济，并引发了全球通胀。
经济高增长率将延续的信念，不仅存在于政策制定者中，普通民众对此也坚信不移。他们贷款消费，就是相信未来收入增长可以偿还贷款。当然，金融创新也使得他们的行为在实践中变得可行。通过次级贷款等创新产品，家庭可以用不动产作为抵押进行贷款。这些信贷产品推高了房价，反过来也使以不动产作为抵押的借款变得更加容易。
当房产泡沫破裂时，盎格鲁－撒克逊经济体不得不面临资产价格大幅下挫带来的损失，并将早前优越的生活标准调低至一个可持续水平。未来数年，这些国家将面临一个痛苦的调整。
松懈的金融监管、金融机构的道德风险行为和经济将持续高增长的错误信念是推动泡沫的三大因素，三者缺一不可。要避免泡沫再次出现，重建金融监管将是相当有效的，我认为盎格鲁－撒克逊国家未来几年内就将这么做。
但如果当前的金融危机导致放松管制政策在实体经济领域被全面否定，这将是一个悲剧。我认为，撒切尔－里根改革在放松实体经济管制方面相当成功。它曾推动经济维持了高达十年的增长，甚至可能也改善了经济的长期增长。
竞争是通往效率的最佳途径。但金融业因其信息不对称的性质，成为一个特例。应该加以严格监管的是金融业，而非实体经济。 上一页 [1] [2] [3]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