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世界经济学人报道http://economist.icxo.com讯，中国国务院把5月19日至21日定为全国哀悼日，哀悼四川汶川大地震遇难者，并在5月19日下午2时28分，即汶川大地震发生满一周的时刻，号召全国人民默哀三分钟，全国汽车、火车、舰船鸣笛，防空警报鸣响。分析指出，中国领导核心内具有较开明思维的领导人接纳国内的自由派的建议，与之产生良性互动，不但有助团结国人，体现“和谐社会”的精神，也有助替“解放思想”奠定进一步深化、突破的动力。
在此期间，中国全国和各驻外机构下半旗志哀，停止公共娱乐活动，外交部和驻外使领馆设立吊唁簿。奥运火炬中国境入传递活动也将暂停三天，火炬原订在19日至21日分别于浙江宁波、嘉兴和上海传送。另外，深圳和上海的股票交易在19日2时28分也相应暂停。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胡锦涛、吴邦国、温家宝、贾庆林、李长春、习近平、贺国强、周永康等在中南海怀仁堂前肃立默哀3分钟，而常委中排名第七的李克强，正身在四川忙于指挥救灾善后。另外，香港和澳门特区政府也宣布下半旗致哀，作出配合。
这次是自1949年以来中国首次因天灾进行全国哀悼。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政府在18日晚间正式宣布有关消息，但此前的16日，千里之外的秘鲁政府已率先颁布最高政令，宣布5月19日为“全国哀悼日”，以悼念中国在汶川地震中的遇难者，而秘鲁当局也是第一次为外国遇难者宣布“全国哀悼日”。
这一次中国领导层破天荒的举动，不但体现以人为本的精神，也反映出领导层内出现开明的思维，愿意跟民间有建设性的建言作良性互动。中国领导层能从善如流，值得一赞。
在中国，一直有有识之士要求中国政府应当下半旗哀悼重大死亡事件中的公民。早于2006年7月23 日，北京理工大学经济学教授、著名青年经济学家、社会学家胡星斗已曾在其博客向中国政府提出有关建议。在悲惨的5．12大地震发生后，胡星斗也和茅于轼、贺卫方、谢韬等著名学者在互联网上联署，倡议从人道主义关怀的角度出发，全国政府机构统一下半旗致哀，并建议减少关于奥运的一切高调宣传活动，降低火炬传递的过高规格，以慰藉无辜死难者的在天之灵。
胡星斗、茅于轼、贺卫方、谢韬等，全被视为“自由派”学者。胡星斗在其个人博客公开表示中国的劳动教养规定违宪违法，建议将之废除；北京民间智库“天则经济研究所”的创办人茅于轼也曾因为2004年出版的散文集《给你所爱的人以自由》“颂扬民主自由”，触动当局的敏感神经，被有关部门下令查封；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贺卫方一直批评地方一把手权力过大，主张“用民主的方式追求民主”；中国人民大学前副校长谢韬曾于去年的《炎黄春秋》杂志二月号上发表的文章《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建议中国改走北欧的民主社会主义道路。可圈可点的是，上述的“温和自由派”，虽都曾发表要求解放思想的言论，但至今依然“安然无恙”；因此，有分析指出，他们的某一些建议，有可能得到某一些领导人的认同。
在领导指挥这次救灾，防止灾情扩大的工作上面，一方面，中国领导人展现了以人为本的人道精神，得到了国际社会的肯定和认同，缓和了国际间在3月14日西藏暴乱后一度出现的张力；另一方面，中国的决策核心也巧妙地营造出有利于中国作出突破的局面。例如中国传媒在非政治敏感的救灾新闻出现较大透明度，使救灾工作整体上较过去有效。
又例如得到中国政府支持，出任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的陈冯富珍最近表示，四川地震发生已经数日，保持持续监控对预防灾区疫情极其重要。陈冯富珍是在接受新华网的采访时，善意地向中国地方提了个醒；这种预警或“施压”，由陈冯富珍提出来，正好是恰好其份，也说明了陈冯富珍“没有一味讨好中国”（特别是在地方上足以只手遮天的一把手）。
中国如今国难当头，举世同哀，中国有一些有心的领导人，在大力救灾之际，并没有忘记全体中国百姓的长远福祉。邓小平在1976年唐山大地震后推动了市场改革，奠定中国盛世的根基；要不辜负这次不幸遇难的同胞戛然而止的生命，最好的悼念，就是突破改革的瓶颈，为遇难同胞的下一代打造一个公平、和谐、民主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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