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连续30年高速增长，中国出口持续增加。经济学家普遍认为这在相当大程度上是靠了中国的人口红利，也就是大量而廉价的劳动力资源，匹配上内资和外资形成的制造能力和强劲的海外需求，以及国内的高储蓄率和国内的松散法律规章管制。
也就是说，如果没有大量的廉价劳动力，中国发展就可能没有红利了。因为不再廉价的劳动力，可能迫使外资再度逐水草而迁徙，到越南、柬埔寨等国家去。出口、就业、税收都受影响。
因为目前中国进入老龄化社会，开始出现企业招不到工人，出口成本又开始因为内外因素如汇率、环境标准等因素而上升。我们是否还可以继续吃“人口红利”?
不说比较优势，也不说其他因素，就说，老龄化社会到来之际，中国是否依然有“人口红利”?
中国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据2005年底全国百分之一人口抽样显示，中国65岁以上人口逾1亿人，占总人口数的7.7%。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达到总人口的10.5%，2050年将上升到28%以上。根据联合国的统计标准，如果一个国家60岁以上老年人口达到总人口数的10%或者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7%以上，那么这个国家就已经属于人口老龄化国家。德意志银行的一份研究报告估算，若中国不改变退休年龄，则2050年每百名劳动者就要供养79名退休者。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提供的统计数据显示，今后几年，中国城镇每年需要就业的人口都将超过2400万人，而新增的就业岗位加上自然减员也只有1100万个。
那么退休人数规模多大呢?
根据一个说法，截止2004年底，我国职工总人数为10970万人，其中企业单位人员7172万人，事业单位人员2724万人，党政机关人员1072万人。按现有的职工退休比例为3%计算，每年至多可安排300万个就业岗位。
这就是说，全国非农职业每年大约有300万人退休(这里头还不算自我就业者和非正式就业者的退休)。
这毫无疑问是一笔巨大的优质人力资源。电工、钳工、车工、泥瓦工等技工也好，工程师也好，教师、医生、护士、律师、会计师、建筑师、农艺师、畜牧师、兽医等专业人员也好，职业经理人也好，一辈子的经验积累并不会因为退休而消失。他们在退休后都有相对长的一个时期，依然可以正常工作。
因为中国的退休制度规定，工人在50-55岁退休;所谓的干部在55-60退休。而中国现在的平均退休年龄是51.2岁。而中国人均寿命平均为72岁，大城市为76岁。
这意味着即使按照国家规定而没有提前退休，平均每个退休者还要继续生活20年左右。在这20年的时间段内，前5年到10年，全职工作问题不大，至少是前5年一点问题都不会有。而中国的问题是普遍的提前退休。
退休，意味着无论多少，退休者有一份退休金和医疗保障。
他们如果重新进入劳动力市场，雇主一般可以支付相对低的薪酬，因为无需再为他们缴纳社会保障费。
如果他们进入志愿者行列，而且主要在教育、卫生和为中小企业提供咨询方面服务，那么受益的将是整个国家和民族。即使只有1%的人愿意充当志愿者，也有3万人。全国1000个贫困县，每个县可以分配30人。考虑到每年都有300万人，惯性都可以维持新增加3万人。如果有愿意多志愿服务一年的，权算1/3，那么次年就有4万退休老龄志愿者。
退休者再进入劳动力市场或者当志愿者是否有合理性呢?
国外的情况是，国外动员退休专业技术人员资源参与社会服务的实践历史有了长久的历史。
法国有法国退休专家组织AGIR，奥地利有退休专家组织ASEP，美国有退休专家组IEC，意大利也有退休专家组织SIES，卢森堡有退休专家组织LSC，以色列有退休专家组MATAT，瑞典有退休专家组SS。
日本在对外援助方面有“花甲专家”的制度，根据专家自己的志愿，将已退休的技术人员派遣到国外执行援外计划，让其发挥多年积累下来的技术、知识经验。
德国退休专家组织(SES)是一个公益组织，成立于1982年，现在注册的专家有5000余人。德国联邦经济与技术部和企业界给予其资助，因此国内外机构企业从该组织聘请德国退休专家(一般为期三个月到六个月)无须支付报酬，但是聘用单位负责专家的往返旅费、住宿、膳食和约每天100元人民币的零花钱。目前，该组织的专家遍布全球149个国家和地区，主要援助各国的中小型企业。
在国内，上海老龄委从2003年开始连续3年与新疆对口，招募组织以医务工作者和教育工作者为主的104名老年志愿者，对阿克苏地区和博州进行短期的志愿服务。
北京中关村街道科源社区有四个老年志愿者，每星期二为老年人义务提供心理卫生咨询、量血压等工作，服务已经持续十年以上。发起人和参与者年龄平均在70岁以上。
2004年，新疆野生动物保护协会和新疆老年人体育协会联合主办的“保护藏羚羊,珍爱野生动物”老年志愿者骑车万里行宣传活动，15名老年志愿者跨越新甘青三省区，跋涉60天，行程5700公里。15名志愿者平均年龄63.8岁，其中年龄最大的74岁。
鞍山老年志愿者协会于2003年3月成立。
共青团中央正全国101个城市动员健康低龄老人为主体的志愿者参加以关爱未成年人健康成长为主要内容的“爱心助成长”志愿服务计划。
考虑到我国在职的专业技术人员和技工主要集中在城市内，西部和农村基层分布很少而人才奇缺的国情，以及地级市、省会城市和四大直辖市每年数百万计的专业技术人员和技工的退休，退休人员充当志愿者下乡服务，对西部和农村社会经济发展必然有很大促进。
我国有将近500个国家级贫困县，此外还有400多省级贫困县。加起来有将近1000个。
这些贫困县主要分布在中西部和边境地区。
东西部差距以及城乡差距和贫富差距，不利我国的发展和稳定。
为改善这种状况，多年来，党和政府已经通过扶贫办和西部办，以及东北办在推进西部、农村和东北的反贫困和社会经济发展。各部委和省市等的对口扶贫等措施，也在这些方面有积极作用。
此外还有国家部委和地方政府组织的文化、科技、教育等三下乡活动;团中央系统的希望工程和志愿者计划;各部委各地政府的对口挂钩扶贫措施等。
老龄委组织实施的老年志愿者行动“银龄行动”，组织的基本是高级专家，到基层进行为期一两个月的短期对口扶贫。
在民间，个人和企业、非政府组织以及境外民间援助机构等，也都在民工培训、环保、乡村教育、农村小额贷款和扶贫、成人培训、救灾赈灾等多方面有参与。
通过所有这些努力，西部和农村的社会经济发展有了明显的效果。
但是跟沿海和城市的持续稳定而高速的发展相比，这样的进展依然不够。东西部差距和城乡差距依然相当大。这对于我国社会经济的协调稳定发展，对于实现中央有关“和谐社会”的目标是不利的。
西部和农村发展是长期的战略任务，而有些措施效果有待改善。
扶贫办系统的项目管理效率还可以提高，因此最近向非政府组织开放了扶贫项目。
但是现有的扶贫志愿者活动方式有很大的制度缺陷：
所有的三下乡活动都是临时突击性的。
支教和下乡医疗志愿者的活动是短期轮流的。
相对而言这样的做法成本比较高而产出效果比较低，而且短期效果往往无法持久。
而要在西部和乡村反贫困方面取得持久的效果，需要的是低成本而高效率、并且是长期坚持不懈的努力。老龄志愿者，正好在这方面可以大有所为。
他们可以相对长时间地为基层教育和医疗卫生及企业咨询提供服务，因为他们已经退休了，但是他们的身体状况还容许他们从事全职工作。
他们有退休金，不必太为退休生活发愁;不过组织者也不能让他们自带干粮去办公。生活津贴和人生健康意外保险单，足以覆盖方面的服务期间的生活需要和风险。
在教育方面，他们可以在一线，也可以在培训乡村教师的二线。
在医疗卫生方面，他们可以主要从事对乡村医护人员的培训工作和诊疗顾问。
在县域企业发展咨询方面，他们可以当技术指导和顾问。
他们不拿薪水，也不会占用当地的就业指标。
在接受援助地区，即中西部和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现状是教育发展严重滞后，以往在赤脚医生基础上建立的乡村卫生医疗体系几乎瘫痪，专业技术人员严重缺乏(考上大中专院校的，基本离开本乡不再回来)。其结果有三：
1，绝大多数乡村学童难以接受合乎标准的教育，外出也只能充当出卖青春劳动力的壮工，不符合现代社会对劳动力素质的需求，自己也无法从社会经济发展中受益而长期贫困。即使有希望小学，改善的也只是校舍，而师资质量没有任何变化，依然是代课教师。
2，因为贫困，因为医疗保障欠缺，乡村家庭一病往往返回贫困状态，而穷困人家往往有病也不敢看而导致家庭长期贫困化。
3，因为乡村缺乏人才和思想、创造力，乡村发展非常缓慢，更难以留住有能力的年轻人。贫困和停滞进入自我循环。
因此，动员退休人员当志愿者，到中西部乡村从事一线教学或者二线的对乡村教师进行培训;对乡村卫生站医护人员(县以下的乡及村为主)进行培训;技工技农和工程师，律师经理会计师对县域企业提供咨询顾问服务(类似日本的企业诊断师那样)，而且坚持一两年，乡村社会经济发展的面貌必然有相当变化。
如果国家机器动员起来组织并参加资助(也不妨碍NGO参与推进)，有在职人员利用假期也参与这些公益行动，那么可用的人力资源更丰富。
对于退休者来说，充当志愿者可能也有两方面的好处。
首先，可能避免忧郁症。精神科研究表明，在人的一生中,有三个时期较易得到忧郁症,即青春期的后段,中年及退休后。退休后的忧郁症，主要是因为从忙碌的工作和惯常的人际交往环境中出来，突然感到无所事事而且人际交流除了家人和亲友，几乎全部消失而不适应。而充当志愿者，可以让生活继续充实，让退休者感觉到，退休后依然对社会有价值，从公益事业中得到愉悦感。
其次，乡村一般污染状况比城市生活环境好，食物绿色度高，直接在大自然里，有利于志愿者的身心健康。
因此，动员退休者下乡当志愿者，不仅能促进乡村发展，缩小城乡差距，对退休人员本身来说也有很大好处。在国家层面上说，更有促进和谐社会的积极意义。
只要国家拨付一些启动资金，加上企业捐助和NGO参与，这项事业可以获得社会资金的支持，将这个造福乡村孩子，乡村农民，造福农村，利于国家社会经济稳定的事业推广起来。
2008-3-9
作者系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特邀研究员， 贵州财经学院客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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